消灭了偷袭的敌人，抬起头来的时候，几个敌人正在山下用马刀乱砍着郑义斋同志的尸体。一队骑灰马的匪兵饿狼似的在山沟里追逐着一批妇女同志。一股不可遏制的怒火立即涌上我的心头，我全身颤抖着，想立即带领队伍冲下山崖，去和敌人拼死决斗。但是队伍已快打光了；盲动只能造成西路军的全军覆没，仇恨使我忘记了眼前的危险。
我咬着牙，冒着雨点般的子弹，从这个团跑到那个团，指挥战士们作战。人员在不断地减少，敌人在不断地增加，情况是越来越危急了。当我到达二六五团的时候，全团只剩了不到200人，在我旁边的一挺轻机枪上，只剩下了一个射手，一个负了伤的战士躺着给他压子弹。射手年纪很轻，乱蓬蓬的头发，从缀着红星的单军帽沿下露出来的消瘦两颊上沾满污垢，嘴上长着细细的胡子，他那血红的两眼和紧闭着的嘴唇上流露着对敌人的轻蔑。我在他的身旁蹲下来看着他。这个轻易不肯开火的战士，可以是弹无虚发，他的机枪一响，就立即可以看到山坡上有顽敌落马。
这时，一支黄马队又向着这个火力点冲上来，敌人的机枪也交叉着向这里射击。这年轻的射手，换了一个梭子，从照门里紧紧盯着敌人。敌人越冲越近，我喊了一声：“打！”话音未落，一颗子弹打中了射手的前胸，他翻了一个身躺下不动了。
不能迟疑了，我跑过去抓起了机枪，向敌人猛扫，滚热的机枪在抖动着。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复仇！复仇！”警卫员把一梭又一梭的子弹递给我，敌人随着枪声从马上跌落下来，乱七八糟地躺在了山坡上，有的掉转马头飞跑，有的仓皇地寻找着能隐蔽的岩石，最后像一群没头的苍蝇溃退了下去。
在零下三四十度的祁连山上，我打得浑身是汗。
当枪声停下来的时候，我才看到那个年轻的射手，不知什么时候已爬到我的身旁，用一只拳头支着下巴，目不转睛地望着敌人。他吃力地向我转过头来，似乎在辨认着，忽然他两眼放出了兴奋的光彩，嘴唇抖动着，似乎想什么，但是他只低低地叫了一声首长，便一歪脑袋睡在了地上，不动了。
我去摇动他的肩膀，鲜血继续从他胸前的伤口里流了出来，他已不能再张开眼睛。我用手去触摸他的皮肤，在衣服下面还留着微微的余温，但是呼吸已经停止了。这个年轻的战士，用他最后的生命力，支持他又一次亲眼看到了敌人的溃退。我们默默地注视着自己的战友，没有眼泪，没有啜泣，也没有叹息。我们知道，加倍英勇地消灭敌人，才是对我们这些战友们最好的祭礼。
我们这样抵抗了三个时，又伤亡了200多人，直到总部和九军剩下的一部分同志上了山，我们才边打边撤，同总部及二六八团掩护部队会合在石窝山头上。
这是程世才同志所写《悲壮的历程》的一部分，转录自《悲壮的征程》上册。作者时任红三十军代军长，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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