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午时候，当我爬到一块枯草稀疏的地方，刚直起身子走了几步，哪知一下陷进了泥潭里。
我急得拼命挣扎，可是越挣扎越往下陷，起先还只陷到大腿，一会儿便陷到了肚子，我大声向同志们呼救，但当烂泥陷到胸口时，我已经闷得发不出喊声了。这时，班长、副班长、牛他们听见喊声，又折回来，可是他们不能接近我，要不，连他们自己也会一块儿陷进去的。
“不要动！不要动！快，快解绳子！”班长急中生智，连忙解下三个人身上的绳子，结了个绳套，甩了过来。我吃力地把绳子套住自己的身体，三个人便拼命地拉起来。我的，绳子是个活结，愈抽愈紧，抽得我气也透不来。我用左手的指头拼命抠住绳套，可是连手指也抠得不能动弹了。当我从泥潭里被拔出来时，我只能躺在水草地上张开嘴巴直出大气，渐渐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苏醒过来时，只见牛在我胸口上使劲按摩。班长见我醒过来了，要架着我走，我拒绝了。我捧了些臭水抹了抹脸，咬咬牙，挣扎着继续跟同志们一起前进。
七八的水草地行军，班里每个人的脚都溃烂了。没有鞋子穿，脚皮一层层的剥落下来，水淋淋的双脚上沾满了紫色的淤泥，分不出是泥还是血。脚趾与脚板间裂成了一条条深罅，一触到地面就针刺般的疼痛。主任把他的皮斗篷一块块地割下来给同志们包脚，可是情况并没有好转。
班上的“卫生队长”牛，愈来愈忙碌了，他是个土医生，会治病。这几，只要一停下来，他就拿出自己的土药给每个同志敷，总是累得满头大汗，原来是个又矮又胖的伙子，现在身子变得细长了，颧骨高高地凸起来。他是江西于都人，爸妈都给地主逼死了，17岁那年，他怀着满腔的仇恨参了军。起先在兵站当交通员，第二年，因为工作需要，当地苏维埃政府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结婚不到两个月，长征就开始了。临走时，妻子塞给他一双布鞋，这是爱人惟一的纪念物，他舍不得穿，一直挂在裤腰带上。
在他的背包里、口袋中，装着胡椒、生姜、辣椒、锅灰、牛虻、喜蛛衣、竹青沫……什么都有。每到宿营地，同志们坐下来休息，牛就忙着给大家烧水、洗脚、穿泡。一个同志眼睛里落进了灰尘，揉得泪水直淌，他跑过去，轻轻扳开他的眼皮，呼呼地吹了两口气，用指头捺了捺，笑着：“好了，好了。”照牛的法，这是精神治疗法。同志们他有股婆婆妈妈的劲儿，其实这是一副阶级友爱的火热心肠。
第二行军，牛瘸得更厉害了，不时地打闪，他想趴下来爬行，可是两只手臂也浮肿变黑起来。班长给他找来一根棍子，让他拄着走。隔，他连拿棍子的力气也没有了。我和刘兴发架着他一步步向前挪动。起先，牛还能支撑着，后来我们越来越感到他的身子沉起来，两只脚已经变黑发紫，开水送到他的嘴边，他只是无力地摇头。
大伙心里像锥子在扎，可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好蹲在他的身旁，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双脚。后来，我们用破棉絮裹在牛的脚踝骨上，再用绳子缚起来，前边由两个人架着他，后边由一个人拉起绳子吊在脖子上，就这样三个人抬着他走。遇到大风，只好停下来。牛也知道自己不行了，几次要求把他留下来，可谁也没有理会。又是两过去了，绳子带着破棉絮抠进了他的皮肉里，可是他并不觉得疼痛，下身已经失去了知觉。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是一个阴霾的气，灰暗的云层沉重地压在头顶，茫茫的草地呈现出死沉沉的凄楚景象。中午时分，牛的鼻子里突然流出了一道紫色的淤血，白沫也从嘴角边冒了出来。他艰难地扭动着嘴角，示意我们把他放下。同志们轻轻地把他放在一个的土坡上，静静地围住他。
突然间，牛眼睛里射出了两道火焰般的光彩，嘴角边露出了一丝微笑，用他那肿得不能伸屈的手去解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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