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宣知道刘岩在拐弯抹角说服自己，但是对于刘家的九郎还是很感兴趣。外面有人说九郎得了太上老君授予的《天书》，有人说得了佛的醍醐灌顶，当然也有人说这九郎是峨眉山的猴精变得，说什么的都有。对于刘家的发家史桓宣也很好奇。
“我儿子说，这么大一份家业，我得编练童子军保家卫国。接着他练出了钢铁，造出了枪炮，还给他的那些半大小子上课。你猜他在课堂上怎么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桓宣皱起眉头，这句话在《为百姓服务》这本书的扉页就看见过，当时桓宣也是嗤笑一声，蚊子打哈欠--好大的口气！只是看完这本书之后，桓宣有了新的想法，如果真的按照这本书来做的话，这四句话还真有可能实现。
儒家经典里面就说到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小康社会如何实现呢？这本书里提到一个词“格物”，提倡格物之力。格物可以提高粮食生产，提高劳动效率，可以用更少的人力生产处更多的产品。这和儒家强调仁义有所区别，倒像是管仲一脉，把商、工、兵与农、士同列为五民，五民同列，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重点是在分工。
这本书不但强调道德对于人的引导和约束，同时也强调法律对于人的限制和规范，“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道德是法律的最高标准。”儒家和法家一直是在统治阶层互相争论的两大学派，其实就是关于人治和法治的问题，统治阶层认识到了两家不可偏废，一般是外儒内法，嘴上说礼义，其实行的是法治。这本书提出要制定一部法律，上至皇帝王公，下至黎民百姓都要遵守的，旗帜鲜明把法律治国提高到和道德治国同样高度，也就把儒家和法家放在同样的高度了，这个做法不可谓不大胆。
书中还谈到义和利之间的关系。义利思想即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义利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长期争辩的一个问题。儒家承认求利之心，人人皆有，因而不反对求利，但是他们把义放在首位，认为求利活动应受义的制约，主张重义轻利，先义后利。这就是说，要把合乎社会的规范，作为求利的前提。尽管有些人也有重利轻义或义利结合的主张，但是儒家贵义贱利的理论，却占统治地位，成为中国社会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这次书中又旗帜鲜明地提出发家致富，国富民强的主张，同时指出义和利并不矛盾和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你让人饿着肚子谈礼义，有谁听你的？那些号称仁义可以搞掂一切的论调有一个前提，就是人人都是圣贤，或者人人都可以被教育成圣贤，这怎么可能呢？有道是“饱暖思yin欲，饥寒起盗心。”人快要饿死的时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而且抑制人们追求利益的人有一个很大的误区：认为社会财富总量是一定的，你拿得多了，别人就少了。所以儒家没有什么治国富民的手段，只是强调轻徭役，薄赋税。其实社会财富总量是变动的，你想发家致富不一定需要剥削别人，而且有时候发家致富还可以帮助别人一起富裕。
比如你是个农民，用100天时间可以生产10斗粮食，同样用100天可以造出一口锅，也就是说这口锅对这个农民来说相当于10斗粮食或者100天的劳作。现在有一个商人从铁匠处用4斗粮食买来一口锅，再以7斗粮食卖给农民。农民当然愿意，买下这口锅等于可以少花3斗粮食或者省下30天的时间，可以说他得利3斗。商人也高兴，他也得利3斗，这里无形中增加了6斗粮食，这还是没有算铁匠得利的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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