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印尼使馆办，中国大使馆会给你明确答复和帮助的。”我点头表示同意。她接着说：“就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走，合法的途径是最好。在这不可能一帆风顺。遇到风吹草动，中国大使馆能帮你，谁也帮不了你。”我赞同的点点头。
这样小草、乌迪、阿威、阿霓莎和我四方会谈结束。就如同朝鲜、美国、日本、中国就朝鲜核问题的四方会谈一样，就一个问题，各怀心腹事。小草给我一个邀请说：“明天玛拉拿达基督教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汉语桥中文选拔赛，请你和阿威一起去，还有达鲁温。”
她引诱我说：“北京大学的教授你见见，认识认识有好处。”我点点头，心想，这一套我见多了，商海中的惯用伎俩‘利诱’。
安得鲁和阿威都是旅游学院的学生，同班同学。他个头不高，鸭蛋脸，浓眉圆眼，高鼻梁，尖下颌，嘴不大，总是张口笑着，露着上面雪白的牙齿，眉清目秀。在昨天晚上，他便要我出示护照给他看，他和阿霓莎、阿威又把我护照翻来覆去的看了一阵子之后，提出一些疑问。我将自己来的目的用生硬的英语重复着，其间有他不明白的，阿霓莎用手拔了他一下腿，我不露声色的感到他们在串通什么似的。但还是按即定方针，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友善的说到满嘴丫冒沫子，最后,他们满意的点了点头,算是接纳了我。
阿威向我要钱，说：“打车去玛拉拿达大学，路很远。”我一再装作听不懂，我最后说：“你先垫上钱，回来后我付给你。”他反复摆着手，说：“你相信我，剩下钱我还给你。”每到这时，阿霓莎都会帮着阿威打圆场。
我给了阿威100万印尼盾。阿威很高兴，我心里不高兴。
这里与中国的出租车不一样，要用电话叫车，否则在路边打不到的。我们坐上出租车到了学院大门口，我看前排的计价器上，显示140000印尼盾。中午散会打车到他学校是150000印尼盾，又吃了一顿便餐，80000印尼盾，总共不超过50万印尼盾，我心中计算着。
回家后，他给了我一堆零钱不到10000印尼盾，我心中十分生气，却笑着收了。一会儿，他见到我，问：“是否不高兴？”我大度的说：“没有不高兴，今天很愉快。”其实我很生气。但换个角度看，他能够在我逗留印尼期间有尊有让的帮忙做些事，也是值得。至于由他拿钱去办事，尽可能少做些，以减少损失。
在玛拉拿达大学楼上的礼堂，座着从北京师范毕业的一位老师，河北师范的一位老师，还有几位。又请了中国使馆文化参赞林菊女士，文学院院长是当地的一位女士，不懂汉语。小草和一位六十多岁的男子，拿着照像机，围前围后的照来照去。
林菊女士和院长讲完话，便是9位同学做中文讲演和才艺表演。他们大都讲去中国云南少数民族旅游的一些体会，我知道小草让我来是给拍照充数来的。但我记下林菊，我在第三个星期，去雅加达办签证，找到能够说上话的人，也算是没白来，算是得了点信息。至于北京的教师我见过后，就知道那是北京的冒牌货，我与这些人在国内打交道很多，这些老师处事瞻前顾后，不爽快。
我想起，在我刚到万隆火车站的时候，听说玛拉拿达有中文系，第一站便到了该校的中文系办公室，有群学生欢迎我，因为能讲普通话。遇到一位中国女教师，做管理的，我们谈得还算愉快。我提出能否教科，她问我是否能交补课班，我说可以，很愿意。心里想，站住脚再说。他找来了两个系主任。我见他们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可能在印尼呆长了，普通话有些僵硬，初见我时，我一眼就认出他们是中国人，脱口而出：“你们是中国人。”他俩赶忙说：“我们不是。”慌忙的撒了一个谎，这是两个不诚实的中国人。
这位河北师范毕业的系主任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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