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恳求下，老父亲终于作出让步，表示你若能找到一个可敬的人支持你去，你就可以去。我找到了舅舅、我未来的丈人来说服父亲，并侥幸通过了以苛刻着称的费兹洛伊船长的面试，于1831年底随贝格尔号扬帆起航，途经大西洋、南美洲和太平洋，沿途考察地质、植物和动物。一路上我做了大量的观察笔记，采集了无数的标本运回英国，为我以后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五年之后，贝格尔号绕地球一圈回到了英国。”
小龙女听的是津津有味，还不停的鼓励小罗继续，不要停下来。
小罗边回忆边说：“当我踏上贝格尔号的时候，我是个言必称《圣经》的神学毕业生、正统的基督教徒，我的虔诚常常被海员们取笑。但是当我返回英格兰时，在我看来《旧约》不过是一部“虚假的世界史”，其可靠性并不比印度教的圣书高。我完全抛弃了基督教信仰，并逐渐成为不相信上帝存在的怀疑论者或理性主义者，而其出发点，就是对“一切生物都是由上帝创造”的信条的怀疑。”
小龙女说：“你变了，然而你变化的过程还需要细细道来。说得越有意思，越真实越好。”
小罗说：“在环球航行时，有三组事实使得我无法接受神创论的说教：第一，生物种类的连续性。我在南美洲挖到了一些已灭绝的犰狳的化石，与当地仍存活的犰狳的骨架几乎一样，但是要大得多。在我看来，这可以认为现今的犰狳就是由这种已灭绝的大犰狳进化来的。第二，地方特有物种的存在。当我穿越南美大草原时，我注意到某种鸵鸟逐渐被另一种不同的、然而很相似的鸵鸟所取代。每个地区有着既不同又相似的特有物种，与其说这是上帝分别创造的结果，不如说是相同的祖先在处于地理隔绝状态分别进化的结果。第三，是来自海洋岛屿的证据。我比较了非洲佛得角群岛和南美加拉帕格斯群岛上的生物类群。这两个群岛的地理环境相似，如果生物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在相似的地理环境下应该创造出相似的生物类群才是合理的，但是这两个群岛的生物类群却差别很大。事实上，佛得角群岛的生物类群更接近它附近的非洲大陆，显然，应该认为岛上的生物来自非洲大陆并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个进化过程在加拉帕格斯群岛上更加明显。我发现，组成这个群岛的各个小岛虽然环境相似，却各有自己独特的海龟、蜥蜴和雀类。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上帝故意在一个小岛上创造这些独特的物种，更合理地，应该认为这些特有物种都是同一祖先在地理隔绝条件下进化形成的。
1837年，在贝格尔号之行结束一年后，我开始秘密地研究进化论。我的第一堆笔记，是家养和自然环境下动植物的变异。我研究了所有可能到手的资料：个人观察和实验、别人的论文、与国内外生物学家的通讯、与园丁和饲养员的对话等等，很快得出结论，家养动植物的变异是人工精心选择造成的。但是自然环境下的变异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仍然不清楚。一年之后，我在休闲时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长必然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因此必然导致贫困和对生活资料的争夺。我突然意识到，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可以应用于生物界。所有的生物的繁殖速度都是以指数增长的，后代数目相当惊人，但是一个生物群的数目却相对稳定，这说明生物的后代只有少数能够存活，必然存在着争夺资源的生存竞争。我进一步推导：任何物种的个体都各不相同，都存在着变异，这些变异可能是中性的，也可能会影响生存能力，导致个体的生存能力有强有弱。在生存竞争中，生存能力强的个体能产生较多的后代，种族得以繁衍，其遗传性状在数量上逐渐取得了优势，而生存能力弱的个体则逐渐被淘汰，即所谓“适者生存”，其结果，是使生物物种因适应环境而逐渐发生了变化。我把这个过程称为自然选择。
因此，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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