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常的反驳，把道士们的气焰打压下去了，整个礼堂寂静无声，响彻着法常宏亮的声音：“至于你们说佛法乃老子出关教化西域而设。胡人粗犷无礼，故使其不娶不嫁，以自然断绝其种。大家都知道《化胡经》乃道教中奸滑之徒所造，理拙而辞鄙。寻西胡怯弱，北狄凶炽，若老子灭恶，弃德用刑，何爱凶狄而反灭弱胡？”
汉代、晋代民间传说印度民风和平柔弱。周、汉以来，北方匈奴多于犯塞的记载，史不绝书；十六国、南北朝时，人主中原者亦多为北方少数民族贵族，至于西域诸国，以至印度，并不曾侵犯中国。“若老子灭恶，弃德用刑，何爱凶狄而反灭弱胡？”法常的反驳也是有理有据的。
许迈说“佛”之旧译，本作“浮屠”，乃因胡人凶恶，老子化之，而不欲伤其**，故使其落发，象征屠割之意。又说僧徒原称“丧门”，犹“死灭之门”之意，后来才改为桑门、沙门。沙门亦犹“沙汰之法”，仍是贬意。此种诬蔑，极为可笑。
对于许迈说佛家是“夷狄之术”，法常反驳道：“这是你们不解大道的原因啊！你们这些人，可谓见礼制之华，而暗道德之实，窥炬烛之明，未睹天庭之日也。昔孔子欲居龙夷，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如果因为佛教出于西戎之地，华夏之邦就不能用佛教以行教化的话，那么禹出于西羌，舜生于东夷，也应该不承认他们是圣人了。道之所在，并不受地域限制。何况，华夏之地也在变化，中州本属华夏，然五胡作乱，已成戎墟，吴楚本是东夷之地，东晋立国以来，已成华夏正统所在。可见，以释迦出于西方就反对佛教是毫无道理的。
传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观之，汉地未必为天中也。佛经所说，上下周极，含血之类物，皆属佛焉。是以吾复尊而学之，何为当舍尧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伤，精瑚不相妨。谓人为惑，时自感乎？”
夷夏之辩很早就有，特别是佛教传入东土之后，这个辩论越发激烈。释迦牟尼诞生的时代，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刚刚经历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春秋时代，震旦形成了具有强烈文化优越感的民族理论-夷夏论。“华夏”民族居住在世界的中央，“夷、戎、蛮、狄”分别居住在世界的东西南北四方。这种地理概念，被称为“四裔五方”的意识。华夏，是震旦的代名词。“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孔子的这句话，成了“夷夏论”的宣言。
佛教传入震旦以后，遭到了儒家与道家的双重阻力。儒家批评佛教冲击了震旦社会既定的伦理秩序，道家道教事实上担心佛教挤占他们的信徒资源。两家都在运用“夷夏论”排斥佛教在震旦的传播。不过释子在辩解时，援引震旦传统的星象学说法，北辰在天之中，提出“汉地未必为天中”的观点。这就委婉地挑战了传统的以“四裔五方”的震旦意识，为外来文化融入震旦社会提供了范例，客观上增进了震旦社会对少数民族的亲和力与包容性。佛教的这种亲和力与包容性，亦即佛教的民族融合功能。这在震旦历史上的异族统治时期，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法常认为佛教和东土本地的尧舜周孔之道并不互相妨碍，不能以狭隘的地域观念排斥。关于大禹出于何地,司马迁明确指出:“禹兴于西羌。”《离娄》章提出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这些人虽然不是出生在华夏，但是道德高尚，教化一方，不能因为他们是夷狄而排斥。所以不能因为孔子是鲁国人，齐国人就对孔子的学说排斥，同样的道理，不能因为佛陀是天竺人就对佛教排斥。
五胡乱华的时期，佛家众生平等的观念对于中华民族大融合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李唐立国的时候，这种观念深入人心，才有了大唐盛世。李世民是个心胸非常宽阔的人，对人不区分民族，平等对待。李世民当上皇帝后自己说：“自古皆贵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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