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通往河洛的方城古道,南阳盆地还有一个重要的道路,就是通往关中的“商於之道”(於读‘乌’音)。商於古道开辟于商末周初。荆楚部族首领鬻熊受封为楚子,在率领族人自关中移居江汉的迁徙过程中开拓此道。“周公奔楚”亦自商於道(武关道)经蓝田去丹阳(今商洛市)。蓝田至析邑间的狭窄走廊可以直接沟通秦楚两国,这便是著名的“商丹通道”,而丹水在流经商邑之后忽然折而向南注入汉江,由此将通道一分为二。
春秋战国时期,商於之地原属于楚国,秦国故土本为秦岭以北的渭河平原,商於位于秦岭南麓,为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商於是华夏与苗蛮、东夷的交界地带。文化上受到了这三种文明的影响,特别是华夏文明与苗蛮文明共同孕育了楚人的文化。也正是如此在很长的时期里,商於都被楚人牢牢掌控的,无论是盛极一时的西周武王、成王,还是天下争霸的春秋时期,商於始终都是楚人之地。
秦楚两国本来以秦岭东段为界,秦有蓝关而楚有武关,然而秦取商於之地后,秦国得以独占武关之险,同时武关以东的商於地区亦成为攻楚的重要前进基地。这样从地缘上看,秦就对楚形成了居高临下的有利形势,依据武关退可闭关自守,进则以商於之地为跳板,沿丹水、汉水而下。
从城池规模上说,濒临丹水的商邑无疑是屯粮驻兵的理想之所,但却不是秦国在商丹通道内的最后一座要塞。从商邑向前延伸,武关成为秦楚两国的分界线,而张仪欺骗楚怀王而许诺的“商於之地”正是蓝田至武关之间的谷地。其实“商於”之所以闻名于世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这是商鞅的受封之地,而在此之前他还被称作“卫鞅”。秦惠王登基之后,商鞅遭到清算,不得已从商邑出逃,结果受阻于武关,最终被秦军捕获。
与商邑对应的楚国要塞则是析邑,因为背靠南阳盆地且有淅水(丹水的支流)防护,析邑城堡格外坚固。淅水与丹水的合流之处称为“丹阳”,这是因为楚人早就将国都从商邑迁到这里,丹阳这个名字也跟过来了。
两千多年前这里是楚国的龙兴之地,因为在楚人彻底征服江汉平原之前,丹阳是作为楚国国都存在的。后来秦楚围绕着这商於之地展开了数次激战,但是秦国胜多败少,楚国始终夺不回商於之地。在这之后楚人时刻想着收复商於之地,正是对商於祖地的执念过深,才导致了楚怀王被张仪退还六百里商於之地的谎言所骗,最终导致蓝田之战的爆发。
前312年,秦国张仪欺诈楚怀王,许割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信以为真,与齐国绝交。结果张仪却说他答应给楚国的只是自己的六里封土,楚怀王不由得怒火冲天,发动大军进攻秦国。樗里疾率秦军与韩军在雍氏击败楚国景翠的军队,汉中魏章的部队沿着汉水而下,再从丹水逆流而上,和樗里疾的秦军会合。秦、韩联军与10余万楚军在丹阳作战,楚军被斩首八万,楚将屈匄等七十余名将领被俘。随后,秦又遣军攻取安康、中庸之地,置汉中郡。
面对败局楚国并不甘心,在丹阳之战后不久,即“悉国兵复袭秦”,这意味着集中了几乎所有精锐的孤注一掷。这十分冒险,因为其余国家完全可能趁机偷袭。但楚国的军事冒险取得了成功,不仅收回了全部失地,而且击破了武关,到达距离咸阳百里左右的蓝田。蓝田是商於之地北侧的关隘,是防守咸阳的重镇。当时的形势十分危急,秦王祭天祈求诸神保佑“克剂楚师”。
秦国面对危局,一方面从各地调集军队,另一方面动用外交手段请韩、魏两国出兵进攻楚国后方。韩国、魏国联军攻占召陵(今河南漯河境内),直逼邓(今襄阳附近)。这意味着楚军的后路即将被切断,而秦军的顽强也使得楚军毫无可能在后路被断之前击破秦军,楚军面临前后夹击的危险。楚军只能连夜撤退并向秦国割地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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