菌的生长。这种化学物质便是最先发现的抗生素——青霉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弗莱明和另外两位科学家——弗洛里、钱恩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把青霉素提取出来制成了制服细菌感染的物资药品。因为在战争期间，防止战伤感染的药品是十分重要的战略物资。所以，美国把青霉素的研制放在同研制原子弹同等重要的地位。
1943年，还在抗倭后方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微生物学家朱既明，也从长霉的皮革上分离到了青霉菌，并且用这种青霉菌制造出了青霉素。
我们在很多抗倭的电视剧里面都会看到这样的情景：负伤的官兵高烧不退，奄奄一息，此时医生会说，这时候最有效的救命药就是“盘尼西林”,但是在当时“盘尼西林”曾经是最紧俏最昂贵的救命药！因为，对于这些病人来说，用上“盘尼西林”就会起死回生！
二战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的时候，战事一如既往的残酷。但不同的是，此时盟军所有参战的野战医院和医疗分队都得到了充足的青霉素供应，也就是在这时，青霉素被盟军士兵亲切地称为“救命药”，并因此名满天下。这种在战争中诞生的“救命药”，守护着人类的生命，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道：“青霉素是二战时最伟大的发明。”
对于这种神药，刘丹不可能置之不理，刘丹长时间搞军队建设，根本没有时间来搞青霉素的研究，而且当时显微镜也没有搞出来。现在葛洪自投罗网，那当然再好不过。
“不惜一切代价支持葛洪的科学研究，特别是青霉素的研究。”刘丹如是吩咐道。
除了葛洪，还有其他的人也想留在襄阳国学院，看来襄阳这次的展销会搞得不错，吸引了不少人才。不过刘丹对于这些文科生不感冒，东土的知识精英对于诗书琴画花费了太多的时间，以至于后世的鉴宝节目满天飞，还有盗墓的电视剧充斥银屏。现在东晋缺少的不是文艺青年、诗和远方，而是工程师。
当年北京城墙被拆除后，在后世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认为这是干了一件蠢事。他们不知道这北京城墙在老革*命眼中就是一堆砖头，不值钱。他们希望看到北京城竖起一根根高耸入云的大烟囱，冒出浓浓的黑烟，通红的钢水汹涌而出，然后变成一门门大炮和飞机坦克。没有在残酷的战争中吃进敌人的飞机大炮的苦头的人，是不会理解老一辈人的心情的。
刘丹是从后世**过来的人，当然知道瘟疫的厉害。在古代对于传染病没有更好的办法，基本上就是隔离，那个村庄或者城市出现瘟疫，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封锁，不让里面的人出来，直到传染源死绝为止。还好古代的交通不发达，传染的人群有限，要不然一场瘟疫就会带走一大群人。
还有一点就是古代人把尸体看得很重，不愿意焚烧，每当瘟疫来了的时候这些病人的尸体也成为新的传染源，这样瘟疫很难得到清除。
鼠疫，又称黑死病，有腺型、肺型和败血症型三种，在人类历史上有过三次跨洲际的传染力。其它的疫疾还有痘疹（天花）、大头瘟、羊毛瘟、疙瘩瘟、吐血瘟。有的是由于战争人员死亡，尸体未能及时处理导致的。大多数瘟疫是病毒、病菌引起的，当然瘟疫造成人员死亡，尸体处置不当，尸体所带病毒、病菌也会再次造成瘟疫扩散。
传染病分为甲乙丙三类，其中甲类传染病指的是需要强制隔离的烈性传染病。霍乱、鼠疫，正是甲类传染病。
这两样病毒和人类纠缠了千年之久，每次爆发就是一场灭顶之灾。
1817年至今，霍乱总计爆发了7次，仅仅是中国的死亡人数就达到了1300万人，全球死亡人数保守估计为1.4亿人。得了霍乱这个病，会拉肚子，一直拉到死为止；鼠疫就更恐怖了，历史上它曾有过三次大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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