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了一大块。他扔掉手中的砍刀，随即拣起一杆梭镖，对准马上的敌人就刺了过去。
敌人也不是等着挨刺的。他们又冲出七八个骑兵，与原先的骑兵一道，将汪营长和几个战士团团围住。面对凶残的敌人，汪营长毫无惧色，率领战士们左冲右突，前戳后刺。他们又刺倒了四个敌人，我们也有两个战士牺牲了。汪营长也由于饥饿、疲劳和拼杀的时间太长，渐渐地气力不足了，手中的梭镖也渐渐地出手慢了。但是，他仍然使尽全身的气力支撑着，拼杀着。
就在他又将梭镖戳进另一个敌人的时候，他背后的一个敌人向他砍了一刀，削去了他一块头皮，鲜血顿时涌了出来。这时候，汪营长虽然晃动了一下，但仍然抽回梭镖，掉转身与敌人拼起刺刀来。他和营部通信班杀死了十多个敌人后，通信班长抱住了一个敌人军官滚在一块，汪营长虽然腿上再一次被敌人砍了两刀，但他还是爬到通信班长跟前，用石头把敌军官砸死了。
这时，我和九连的同志在另一道山梁上与敌人厮杀。我们虽然看到汪营长的险情，但我们被敌人截在这里，赶不过去。后来，我们终于一鼓作气，把冲上山梁的八个敌人全部砍倒，才跑过来接应汪营长。
在我离汪营长还有十多米远的时候，突然敌人的两口马刀，同时向他的头部砍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九连连长一个箭步上前，用钢叉向上一挑，“啷啷”一阵刺耳的响声，敌人的两口马刀就飞上了。我们乘势一拥而上，将冲上来的几个敌人全部消灭了。
但是，当我把眼前最后一个敌人消灭了的时候，汪营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爬到了我的身旁，他吃力地向我抬起头来，似乎在辨认着。忽然他两眼放出了兴奋的光彩，嘴唇抖动着，似乎想点什么。我急忙俯下身子，并就势坐在岩石后面，托起他的身子，将他的头枕在我的胳膊上。他躺在我的怀里，喘着粗气，头上的鲜血顺着我的胳膊一滴一滴地滴落在地上。他非常吃力地：“教导员，我已经不行了，你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牺牲之后，请按照我们原先商定的办，多杀……敌人！”完汪冯志同志就牺牲了。
我和汪冯志同志在一起共事三年多，配合得非常好，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有时有点矛盾，经过争论，很快就统一了。我和汪冯志同志多次出生入死，结成了生死之交。有一次，我们死里逃生之后，在一块谈到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革命胜利后的美好情景；也谈到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干部应该随时为了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还谈到了牺牲之后如何处理自己的问题。
有一次，汪冯志同志对我：“我牺牲之后，对党没有任何要求，只想请求给我一块白布，把我的双眼蒙住，免得我的眼睛被土堵住，看不见革命事业的胜利！”当时，我答应他的这个请求。我：“我要是先死了，你也一样办这件事，好吗？”他立刻回答：“好！”现在，他牺牲了，我当然要按照我们的商定和他的请求去办。我想，一个人当他为革命流完最后一滴血之后，想到的只是要一块白布条遮住眼睛上的土，以便使自己死后依然能看到革命的胜利！这算是什么要求呢！可是现在，到哪里去弄白布呢？医护人员早已没有了，况且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我只好从自己身上的内衣上撕下一块布来，珍重地蒙在了汪冯志同志的双眼上。
我和九连的同志们，把汪冯志营长抬到一个石缝中间，噙着泪水，把他掩埋了。我们没有时间举行葬礼，这里没有花圈，没有悼词，只有战友的热泪。大家向汪冯志营长的坟地默默地鞠了个躬，我们都知道，只有英勇地消灭敌人，才是对汪冯志这些战友和同志们最好的祭礼。
我们刚刚把汪冯志同志的遗体掩埋，敌人又乘马向我们冲来了。
“为汪营长报仇，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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