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饶子健
红五军经过一一夜强行军,于12月30日占领了临泽。第二晚上,董军长又奉西路军总部命令,率三十九团、四十五团及两个骑兵连和军直属队一部分,经一夜急行军,赶到西面的高台,与那里的守敌展开了激战……留驻临泽的三十七团、四十三团,是由五军政委黄超负责的。黄超原是张国焘的秘书长,是张为了控制红五军,将他作为亲信安插进来的。这人祖籍贵州,长得又瘦又黄,对张国焘五体投地,顶礼膜拜,开口闭口离不开“张主席”。他目中无人,对下级如视草芥,一切全不放在眼里,其实他对于政治工作、军事指挥一窍不通。他对董振堂军长是极尽刁难,耍尽了手腕;军心判若水火,我们看得清楚,如果不是董军长度量如海,虚怀若谷,始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部队思想会更加混乱。这次董军长率部出发攻占高台,作为政委本当与军长同舟共济,共谋战计,但他却连一部电台都不让董军长带去。
高台战斗打响后,由于失去联络,我们在临泽只听到高台方向隐隐约约传来枪声,不知道具体战况如何,又怎能不心急如焚!而黄超在临泽却洋洋自得,隔岸观火,稳坐钓鱼船,既不派兵前去侦察联络,也不派兵前去支援,这真是我军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观”!
直到高台战斗已进行了九,黄超才找我去,他用半死不活的语气:“饶团长,怎么样!
带一个营去支援一下高台。”我觉得时间已拖延至今,高台一定十分吃紧,而我只去一营兵力增援,实属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他见我有些犹豫,操着旧知识分子的腔调:“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嘛!”我想仗义执言,要求增加增援部队,但想到黄超一向主观武断,粗暴蛮横,提也不顶用,只好忍气吞声,回到团里,挑选二营执行这一任务。
约摸四更的时候,我带领二营从临泽出发,向高台方向挺进。高台在临泽西北方向,相隔约五六十里,我们沿公路向西走了大约二三里的样子,高台方向连稀疏的枪声也听不到了。
这种沉闷的寂静,像一种无形的压力,压迫着我们每个同志的心。根据先例,这预示着不祥的征兆。
我边走边想,在情况没弄清之前,不能盲目开进,万一高台已被敌人占领,我们这支不足300人的部队到了那里,无疑是拿着鸡蛋碰石头。于是我跟二营张营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将部队先带到附近一个土围子里,待侦察清楚敌情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部队刚接近那座土围子,从西面过来一个背褡裢、骑毛驴的中年庄稼汉,他见了我们,忙停下毛驴,用诧异的目光直愣愣地端详着队伍。我走上前去问道:“老乡,高台那里还打不打仗了?”他愣了一会,很快从我们的服装上认出是红军队伍,忙摇着头:“哎呀,你们千万别往前走了,高台已经被马回子的军队占领了,你们的人死得好惨哪!”
这一可恶的消息对我们前来增援的部队来,如五雷轰顶!军长他们怎么样了?3000多名红军干部战士难道都牺牲了不成?他们会不会突围转移了?这一个个急欲求知的问题,一股脑儿在我心中翻腾起来。我根据这些疑问,又问了几句,详细情况他也谈不出来,:“反正没看到跑出一个红军,还有你们一个大军官的头被割下来了。”
无需多言,情况已是万分的糟糕。我和张营长一合计,决定还是把部队先带进土围子,再派出分队到前方侦察,如果情况属实,我们必须将部队带回临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住进土围子还不到三个时,侦察员就很快回来报告了情况,高台确实在昨被敌人占领,我三千将士几乎全部阵亡!这边情报刚刚得到,那边担任警戒的部队就急速报告:敌人已发现了我们,开始向我包围!不一会儿,整个土围子四周的村寨,被敌人全部占领,并作了严密的布防。但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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