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娶媳妇的那些日子里，过得还是相当地轻松，不像其他同志们结婚时，忙得脚跟都打着了后脑勺，风风火火的跑来跑去，到了较劲儿的时候，还要和领导请几天事假。
常言道：
恶人自有天谴，
吉人自有天相。
我肯定不是一个吉人，但也不是完全的恶人。
我搞不明白，一向反感我的领导却主动来关怀我。
婚礼前的一星期，在车间大门口，老甘同志叫住我，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小李啊，经车间领导研究决定，给你三天假，回家好好准备一下，不会扣你一分钱奖金、工资。”
“啊，啊，……。”
我有点受宠若惊，一时不知说啥好。
老甘同志瞪我一眼：“不愿意就当我放一个臭屁。”
我哪会放过这等好事，连忙说：“谢谢领导一个香屁。”
老甘同志却说：“不用谢我，谢谢你那张嘴就行。”
我不解，问：“难道我的嘴做过啥好事？”
老甘同志笑一笑，却笑得很诡谲，而且笑而不语。
既然别人笑了，我也就笑了，只是那颗心沉不下来，借这两天工夫，偷偷去两趟“八一公园”，和几个赌徒打了两整天扑克牌，吃了两顿风餐不说，还叫人家圈走二十多元。
钱是白银真金，这个道理我明白。
二十块钱不少，差不多买一箱啤酒。
我非常后悔，还不如呆在家里干点活儿。
实际我也想在家干点活儿，只是有人替我在忙活儿。
收拾婚房是最大的工程，我娘委派二姐夫负责找人拾掇。光有挡风御寒的窝不成，还需要睡觉用的被褥。大姐说，这些钱由她们家出。大嫂和二姐一听，俩人异口同声说，针线活儿由她俩承包了。远在京城教书的二哥，当然没忘记我这个傻弟弟，电汇五百元钱，并且给我附上一条信儿说，他这一阵子工作很忙，或许婚礼那天不一定能及时赶回来。
我说：“人不用回来，只要钱送到了就中。”
我娘说：“你倒一点也不傻，还认识一个钱字。”
我嘿嘿一笑：“我要再不认识钱就真是一个傻子啦！”
我娘说：“你这个傻子当得真有福，摊上了好哥哥和好姐姐。”
那会儿，是我人生的黄金时代，感觉好极了，虽不能呼风唤雨，却也是要钱有钱，用人有人，一切动脑子伸手的事都不用自己去张罗，用不着我发号司令，更不用我亲力亲为，可谓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啊！我当然知道，这就是自己作为一个傻子的好处之一。
我更懂得，这也是我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所能得到的恩宠之一。
然而我毕竟是婚姻中主角，当不了甩手掌柜，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
亲人们都恳切告诉我，大婚当前，我要做好一件大事，就是在一个人面前装好相。不用我多说，谁都能猜出来，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人，就是我未来的丈母娘——高粱红她妈。我这个人比较走“顺”字，只要通过丈母娘这一关即可，因为高粱红她爹早去了那边。
到了见高粱红她妈那天，姐姐们、姐夫们、还有大哥和大嫂，他们比我还紧张，人人站在我旁边，帮助我打理一些具体事宜的细节。嘿嘿，几乎每人说两句，千叮嘱万嘱咐，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告诉我唯一的宗旨是，在人家长辈面前一定要装好这半天的“孙子”。
其实我绝非全傻，还有一点点弯弯绕，也知道装好孙子的重要性。不过，只要一说起“孙子”两字，我就会浮想联翩，联想起那个跳楼摔死的孙叔。遥想那红色的当年，没有当好一个“孙子”的孙叔，非要插上翅膀去腾飞，结果从半空中掉下来，人就此一命呜呼了。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