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比较，与人们的悲伤形成鲜明的对比。坐在巴比伦河畔，伤心的人们似乎在泣诉：巴比伦河啊，你静静地流淌，夜色是多么安祥，可是你哪里知道，就在你的身旁，我们被迫害的异乡人有多么的凄凉，愿主也能知道我们的心声，我们的祈祷和冥想……
当我们想起了家乡。
来到巴比伦河边，
我们坐在你身旁。
我们哭泣又悲伤，
当我们想起了家乡。
邪恶的敌人把我们虏掠到这里，
还强迫我们把歌唱，
我们怎能唱得出圣歌来，
在陌生的异国他乡……
悠悠数千载，人生长恨水长东。无数的民族已悄然湮灭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有谁记起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故事，他们曾经唱起的那首古老的歌谣。而犹太人，如果不是《圣经》，如果不是他们顽强地把自己的文明传承保留至今，有谁会知道在两千五百多年前，那些被掠至巴比伦河畔的犹太人的无助的哭泣和悲伤?
中华文明五千年，历经了战乱的重创与炮火的洗礼，浴火重生，绵延至今，屹立不倒，依靠的是什么？“仁义而已矣”？如果没有历代仁人志士,愤然而起于陇亩之间，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我们民族的血脉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也许早就断绝，成为“巴比伦之囚”。
我们民族的尚武精神从什么时候开始丢失了？北宋！于是北宋的两个皇帝有幸成为坐井观天的“巴比伦之囚”。
汉唐时期尚武精神浓厚，军人地位颇高，汉代封狼居胥是每个男儿毕生向往的目标，游侠生活成为少年的梦想，到了唐朝重武轻文达到顶峰，唐朝杨炯诗曰：“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很直白，书生地位低，还不如军中的百夫长。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可是他为提防手下武将像他那样“来一下，创立了文武分途、以文制武的国策，文臣和武将的待遇差距很大大，直接导致武将地位低下，文人地位则高高在上。实行的军事领导体制往往文臣任正职，武将任副职。宋太祖赵匡胤“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士兵）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堕”。而为了达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以免去武将专权对大宋根基的影响，于是朝廷将军队定期更换驻地，以让兵不知将。
这种以文制武的国策，全社会重文轻武，使得军人社会地位极度低下。唐朝实行的是“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的府兵制兵役制度，而宋朝主要实行募兵制，招募对象多为灾荒饥民，宋朝政府对此法十分推崇，认为“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也就是说潜在的反抗者变为拱卫朝廷的士兵，可谓一举两得。个人一经应募，终身为伍。
北宋规定新兵入伍，即在脸部或手臂刺字，以标明军号，还可以防止士兵逃逸,因为官府可凭刺字逮人。虽然罪犯文刺与士兵文刺不同，目的是区别罪犯及士兵和一般人不同。但是古人极重孝字，所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有损伤。”有谁愿意在自己肌肤上刺字？难怪“有不肖子弟从军，父老亲族而不齿之。而现在骂人的话“赤佬”即脸上刻有赤字的士兵。所以一般人耻于从军，从军者大都是出身低贱的人，在当时的人看来士兵的地位和罪犯相差无几。真不知这么自卑的军队还怎么发挥战斗力，自卑导致的直接后果“兵虽多而战力弱，国虽富而兵不强。”
北宋名将狄青为兄顶罪充军，所以他脸上刺有黥文，他是从普通一兵干起，凭自己血战沙场积战功成为枢密使（大宋最高军事长官）。从狄青的遭遇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是多么地鄙视从军的。
一次，狄青赴枢密院同僚韩琦的宴会，席间为狄青斟酒的陪酒妓*女竟然当场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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