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便信服了：尽管他的意见很简单、很明显，但只有这门艺术的行家里手才能提得出来，所以任何一位院士都没想到就不足为奇了，但令人奇怪的倒是，所有这些大学者，他们知道那么多东西，可唯独不懂得隔行如隔山，各管一摊。
我经常拜访审查委员及其他一些院士，这使我能够结识巴黎文坛上的所有名人，因此，在我后来突然厕身其间的时候，便与他们成了旧相识了。而眼前，我专心致志于我的记谱法，横下一条心要通过它在这门艺术中闹一场革命，从而一举成名。而在艺术界能够成名，在巴黎则必然带来财运。我关起门来，以一种极大的热情连续干了两三个月，修改我向科学院宣读的论文，准备把它写成一本书，献给读者。困难在于要找到一个愿意接受我手稿的书商。鉴于要铸新铅字得花钱，书商们是不肯把钱抛在初出茅庐者身上的，而我却认为用自己的作品换回写作时吃掉的面包钱是完全公平合理的。
博纳丰替我联系了老基约。后者跟我签了合同，利润平分，但版税则由我一人出。那个基约书是出了，可我版税倒是白付了，一个子儿也没赚到。尽管德封丹神甫答应替我促销，而且其他记者也对这本书说了不少好话，但似乎销路平平。
试用我的记谱法的最大障碍是，人们担心如果这方法不被接受，那就算是白花费时间学了。对此，我解释说，运用我的记谱法，概念就极其清楚，即使想用通常的记谱法学习音乐，先学我的方法，也会节省时间的。为了通过实验加以证明，我免费教授一个年轻的美国女子音乐。她叫德罗琳小姐，是罗甘先生介绍我认识的。三个月工夫，她便能按照我的记谱法弹奏任何曲子了，甚至，所有不太难的曲子，她拿起来就能唱，比我唱得都好。这个成绩是惊人的，但无人知晓。换了别人，可能会在报上大吹大擂，可是我虽有点才气，能发现点有用的东西，却从来也没有天分去使之发扬光大。
我的“埃龙喷水器”就这样又一次被打碎了。可是这一次我已经三十岁了，仍流落在没钱就没法活的巴黎街头。在穷途末路之中，我所采取的决定只会使那些没有好好读过上卷的人感到惊讶。我刚刚费劲乏力地做了些无用功，需要喘口气了。我并没沮丧绝望，而是心安理得地懒散懈怠，听天由命。为了让上苍有时间进行安排，我便开始不慌不忙地吃起还剩下的几个金路易，仍旧悠闲地享乐，只是花销上有所节制，隔上一天才去一次咖啡馆，每周只看两场戏。至于寻花问柳方面的花销，我没什么可以改弦易辙的，因为我一辈子也没在这上头花过一个子儿，除了唯一的一次，这我马上就要谈到。
我连过三个月的钱都没有，可我的这种闲散而孤独的生活却过得这么安适、惬意和不慌不忙，这正是我的生活特点之一，也是我性格的一大怪癖。我极其需要别人的关照，可这偏偏使我没有勇气抛头露面；我必须登门造访，却又偏偏觉得实属无聊，以致连已经厕身其间的院士们以及其他一些文人我都不去拜望。几乎只有马里沃（）①、马布利神甫、丰特奈尔，我有时还去看看。我甚至把我的喜剧《纳尔西斯》拿去给马里沃看了。他很喜欢，而且还好心地加以润色。狄德罗比他们都年轻，差不多与我年岁相仿。他喜欢音乐，懂得音乐理论。我们常在一起谈论音乐。他也跟我谈谈他的创作计划。因此，我俩很快便关系亲密了。这种关系一直继续了十五年，要不是因为他的过错，我不幸地被扯进与他同一个行当之中，这种关系可能还要持续下去。
大家不会想到，在我不得不去乞食之前，我把所剩下的这短暂而宝贵的时间都用来干什么去了：用来背诵我学过百遍忘了百次的大段诗篇。每天早上十点光景，我兜里揣上一本维吉尔或卢梭（）②的作品，跑去卢森堡公园散步，在那里一直待到吃午饭的时间，忽而背上一段圣歌，忽而记一首田园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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