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双重的屏障作用。经营淮河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战略意义。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都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然而我认为，荆襄对东南的生存起到了更大意义。长江之守重在上下相维，淮河之守重在内外呼应。 南宋吕祉给宋廷上《东南防守利便》，特着“建康根本论”、“江流上下论”、“江淮表里论”三论，建议：立都建康以为兴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阳、武昌、九江以固上下游之势；守江以治内，备淮以治外，表淮而里江，如此则中原可复。
山东和荆襄犹如东南的两翼，屏护着整个江淮防御体系。山东足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足以屏护江汉上游。前人曾言“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窥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 [ 注：《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 ] 北据山东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荆襄以固长江上游，是为保据东南者的最好态势。
湖北居东南之上游。立足东南的政权，无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自古未有失荆襄而能保有东南者。相对而言，东南无四川尚可立国，若无湖北，则东南不可以立国。南北对峙之际，荆襄每为强藩巨镇，以保障上游。明末顾炎武在详考了立足于东南的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南宋八代政权的成败兴亡之后，指出了“厚荆襄”和“阻两淮”为东南立国之本。[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形势论》]孙吴、东晋南朝均以荆、扬二州为江南重镇，二州户口居江南之半。“以扬州为根本，委荆州以阃外”[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 历代州域形势四]成为六代在江南立国的模式。南宋与金、蒙古对峙，也倚重荆襄，屏护上游。从军事上讲，刑襄上游的意义甚至超过两淮。对于东南政权来说，“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校长最欣赏的清末曾国藩、胡林翼等镇压太平大国起义，—改此前清廷以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在下游围困金陵的作法，而从上游的武昌、安庆着手，拔太平天国之根本。
倭寇谋我日久，对我中华之军事地理历代战例钻研精深，在北洋时期，中国的军事地图都是请倭国派人协助绘制的，倭寇陆军参谋本部一样对我国历史上南北对峙的北方如何灭亡东南之国耳熟能详。今卢沟桥事变后彼方乘我政府的不备，不宣而战，瞬息即击破我平津的驻军。迄今为止，华北日军仍在集结动员中，仅仅是在南口动用了一个师团加一个旅团的兵力清除平津侧翼我军对其威胁，那么下一步日军会如何组织其攻势呢？
如果我是倭寇参谋本部，针对中国苦撑待变的战略布局，该当如何应对？不外乎切断外援，根除后方基地两条。我认为最可怕的对策如下：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及酒泉战略工业基地与内地之联系，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而主力则乘胜跟踪穷追，使我政府无喘息的余暇，占领东西交通动脉的陇海路，进迫武汉、南京，截断长江运输，则京、沪不攻自破。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
此案的关键是倭寇的中路军，仿效元灭南宋和清灭南明的故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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