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被憋红了脸的陈诚和默默无语的常凯申，我缓缓说道：“淞沪会战必须打，而且必须大打，这有着深刻的战略依据，会影响到整个抗战的成败。”老常眼睛亮了一下：“越石侬详细讲讲看。”
我说：“中国总的抗战战略是什么？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我中华国民党内一些军事战略家已经看到第二次中日战争无法避免，提出中日一旦开战，中国可以在对日作战中实施持久抗战。蒋百里就多次向国民党政府建议，以“拖”的战略拖垮日本。民国241935年春夏，校长蒋介石也曾构想中国对日“至和平绝望时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桂系的李宗仁于民国二十五1936年4月在广州对记者发表谈话中提出“焦土抗战”：即“利用我广土众民、山川险阻等优越条件来困扰敌人，作有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今年七七事变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8月7日，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正式决定“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此后，校长蒋介石多次训示宣扬“今次抗战，利于持久。”“要以持久战、消耗战，打破敌人速战速决之企图。”
我理解校长的战略可以总结为四个字：苦撑待变。‘苦撑’是尽其在我，‘待变’是等候世界局势变得于我有利之时！怎么苦撑？不外乎两句话，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基于我国土幅员辽阔，战略纵深宽广，我们可以且战且退，把一座座城市，变作我们的堡垒敌人的坟墓，倭寇要上海？可以，用十万伤亡来换！倭寇要保定？可以，用五万伤亡来换！我们还有太行，还有黄河，看倭寇有多少人可以填平我们的太行黄河！
要苦撑，就要有可靠后方，校长早在民国24年就选中了西南作为抗战根基。我还记得这一年10月，在校长即将离开四川前于成都接连作了两次讲演。在演讲中，对四川的物产、地理、人民诸多称赞，认为四川“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我们今后不必因为在华北或长江下游出什么乱子，就以为不得了，其实没有什么！只要我们四川能够稳定，国家必可复兴！”最后，明确无误地宣告：在对日战事发生后，无论中国出现什么情况，何种困难，只要川滇黔三省存在，国家必可复兴，“其实不必说川滇黔三省存在，就是只剩下了我们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是大有可为。”民国25 年四五月间，校长再次视察西南时，已经感到满意，表示，“川、滇、黔三省施政成绩，现已有显着进步，至为欣慰……。”此时，以贵州为中心的湘黔线、黔桂线、川黔线和滇黔线公路网初步形成。为大西南作为抗战后方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当时讲道：“去年一年工夫，我们川、滇、黔三省毕竟统一，国家生命的基础得以稳定，……这是我们抗日的最大胜利。”并表示“决不签断送主权的条约”。”我说到这里看了看老常，发现他面有得色，显然对于我能倒背如流地引用他的讲话感到很满意。于是我继续：“西北愿意追随中央，在华北等地积小胜为大胜，持久消耗倭寇有生力量，用大西北的资源、工业支援抗战，把西北变成和西南一样的可靠后方，有了大西北与大西南，我们的苦撑就有了两根支柱，一定可以坚持到胜利。
待变怎么待？不是坐等美英苏与倭寇开战，而是积极进行谋略及外交活动，利用倭寇与列强的矛盾，先从争取列强的援助做起，逐步引导他们走上与倭寇决裂的道路。苏联与倭寇在亚洲誓不两立，必全力支援我抗战，西北一向与苏联有合作，愿意帮助中央联系苏联，我不敢说苏联会立刻出兵，但是苏联一定会有大量的物质援助，我私心认为四十个师的装备弹药、大量的作战飞机可以立至。美国也与西北多有合作，虽然美国乃皿煮政体，对倭寇侵略反应会很缓慢，但是美国实力雄厚，一旦与倭寇决绝，必能彻底灭亡之，如是则中华胜利可期。故所谓待变，是先要待到外界的物质援助，然后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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