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灵帝以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长期不断的豪强兼并战争,使广大北方、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农村到处都是“田无常主,民无常居”的局面。
不仅广大农民生活在饥饿之中,就连以抢劫来维持的地主武装也抢不到粮食,只有靠河蚌和桑椹来充饥。
许多军阀,因为严重缺粮而在战争中失利。曹操在最初几年的征战中,也经常因粮食接济不上,被迫中途撤兵,放弃即将到手的军事胜利。
枣祗在随曹操镇压黄巾军余部时,对起义农民亦战亦耕的兵农合一的做法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从中受到了启发。
196年,曹操击败了颍川何曼的黄巾军,夺得了一大批耕牛、农具和劳动力。枣祗就建议曹操利用这些农具,在许县(今河南许昌)一带开垦土地,实行屯田,以解决粮食问题。
曹操经过兖州之战,充分认识到了后勤的重要性。在与吕布的战争中,由于蝗灾的严重影响,粮草接济不上,不仅没能拿下濮阳,还因为供应不足而被迫解散了大量官吏和部队,最后只剩下一万多人。这时韩浩为他设法筹集,只能在自己所辖的东阿解决三天的军粮,而且其中还夹杂有人肉干。
此前在扬州募兵,得到陈温相助得兵五千,也是因为无粮导致士兵跑完。他东征徐州陶谦时,曾由于粮食困难,不得不中途退兵。他败于吕布时,因粮食吃光,将士们险些饿死,幸而新郑县令杨沛把储存的桑椹干拿出来暂时充了饥。
这个时候,曹操才真切体会到了《孙子兵法作战篇》中那段“凡用兵之法,驰车十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的深刻涵义。又恰逢许昌饥荒、旱灾,军队粮食不足,曹操急切寻求积粮之法。
粮食问题,不仅在曹操军队中如此,其他各地军阀的情况,有些更为严重。有不少武装势力,不是被对手打败,而是由于缺乏粮谷,瓦解流离,无敌而自破。
枣祗对农业生产很有研究,他深知民以食为天,主张治理地方,必须以农为本,注重农桑。他任东阿县令期间,正值东汉末期。
由于董卓之乱和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人民流离失所,大片肥沃的上地被废弃荒芜,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
当时,不仅老百姓难以维持生活,就连各军阀的部队也都普遍缺乏粮晌。
袁绍的军队在河北与公孙瓒交战时靠采摘桑椹充饥;袁术的军队在江淮靠捞水草、摸蚌蛤维持,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有的军队因没有粮食而散了伙。
枣祗在这种混乱异常的情况下,潜心发展农桑,使得当时的东阿,家家植桑养蚕,户户粮食满仓。
东阿如此富庶,惹得当时的一些军阀垂涎三尺。袁绍得到东郡后曾三番五次劝说枣祗归附于他,并以高官厚禄相许。枣祗深知袁绍的为人,便屡次回绝了。
曹操后来因为陈宫作乱失去兖州,无立足之地,因得到枣祗和东阿军民的接济与支持,才转危为安。这样以来,枣祗深得曹操的信任和器重。
曹操将本部定在许昌后,着手发展生产,推行一种新生产方式——“牛输谷法”。规定官府把耕牛租给佃农使用,佃农便以租的耕牛多少,交纳谷粮(或赋役)。
这个不管收成好坏定额收租的办法,遭到了枣祗的反对。他认为按这个办法,收成好的年份,国家的收入不增加,收成坏的年份,农民的负担不减轻,是不妥当的。
于是枣祗提出“分田之术”,就是根据每年的实际收成,按一定的比例缴纳租谷,丰收多纳,歉收少纳。
枣祗的屯田制方案一提出,便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最起劲的一个要数军祭酒候声了。他认为屯田制不足取,于官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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