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的一班中，留下五名全副武装的战士，跟着熊国炳同志，找个较安全的地点治好脚伤。刘俊秀、李崇和我，共七个人，在下半夜向梨园口方向行动。
走了几个晚上的夜路，又有两个战士失散了。一拂晓前，我们走到了梨园口的一所房子跟前，准备进去打听敌情和买点东西吃。一叫门，里面的人答了话，并问：“你们是什么人？
干什么的？”我：“我们是红军部队打前站的，请开开门，问个路。”没想到这里面住的是十几个掉队的敌兵，一听我们是红军，就慌乱起来，不敢开门。敌人马上察觉到我们人不多，就从半掩半开的门里射出几道手电光，接着就开枪冲了出来。我们没有还击的力量，就被冲散了。有个战士在不远的一个山崖上掉下去摔死了，李崇同志也跑散了，只剩下刘俊秀同志、勤务员和我三个人了。
我们三人在深山沟里继续摸索前进。走了几，绕过梨园口，离开了冰雪地的祁连山，到达甘肃北部的戈壁地带。那里是数百里一眼看不到边的大戈壁，白不便行动，只躲在深沟里隐蔽、休息，到了晚上才能赶路。
这是方震同志《难忘的一百》一文的一部分，原载《甘肃党史资料》第1辑，标题为编者所加。方震，江西弋阳人，生于1911年。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西路军总指挥部第一局参谋，右支队游击队长。1937年返回延安。后历任总后运输部检查室主任、副局长，总后重庆办事处主任、上海办事处主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政治委员等职。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妇女团余部和主力失去联系以后妇女团余部和主力失去联系以后华全双康龙寺战斗后，我领着妇女团第二营撤到一座山后，与王泉媛团长、吴富莲政委率领的第一、三营会合了。团长、政委：我们掩护总部和主力转移的任务已胜利完成。但我们妇女先锋团的1000名战士，现在总共只剩下300多人了。我们眼下的处境呢？敌人的包围突破了，可是四周的敌人还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我们。敌人的力量不知要比我们大多少倍。只有火速突围，和主力合到一起，才有可能保存妇女先锋团这300多人。
我们选择了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地方开刀，一举突破敌人包围。为了把敌人甩掉，我们向西北方向急驰。可是敌人是骑兵，我们拼死拼活地跑一夜，敌人只用两三个时，就把我们追上了。就这样，我们白战斗，晚上突围，与敌人在祁连山中周旋了好几。我们与主力失去了联系，我们日日夜夜盼望着主力来接应我们，但是，主力在哪里呢？4月上旬，我们终于被敌人死死地包围在一个山头上。
这座山巍峨挺拔，三面是陡峭的绝壁，像一把锋利的剑，直刺青。峰巅上常年积雪，冷风飕飕，寒气逼人。方圆十几里内，没有人烟。这时，我们是弹尽粮绝，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我们团的几个干部经过研究，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决定把年岁的战士，护送下山，让她们自寻生路。会后，吴政委眼含热泪，沉重地向她们宣布了团里决定，但话还没完，战士们早已泣不成声，她们围着我们几个团的干部，痛哭流涕地恳求：“首长，我们突围出去，上哪里去呢？到处都是敌人，到哪儿也是死路一条啊！”“我们都是跟着红军长大的，党就是我们的亲爹娘，红军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宁死也不离开妇女先锋团！”“首长，留下我们吧！敌人冲上来，我们五六个人对付他一个，和敌人拼命吧！反正到哪里也是一个死，和你们在一起，有个依靠呀……”
我们几个团的干部也都哭了，都没了主意，我们总不能赶她们走啊！把她们又都留下了。深夜，我们终于突出了敌人的包围。我们拄着棍子，迎着凛冽的西北风，踏着半尺多深的积雪，吃力地在雪地里拔着腿，顶风走着。
我们在祁连山里游动，同志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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