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震
西路军在高台、倪家营子、三道柳沟、梨园口等地几次苦战中均遭到严重损失，使部队无力继续与敌战斗，只好进入祁连山中。进山部队在红湾寺和康龙寺战斗中又受到损失，最后只剩下1000多人的战斗部队和2000多机关干部及勤杂人员。这1000多人的战斗部队编成左支队，由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军长程世才等同志率领，向新疆方向前进。为使这1000多人顺利地摆脱敌人，将2000多人的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组成右支队，又分成若干个游击队，四出分散活动，调动敌人，迷惑敌人，掩护战斗部队西进。
当时分配我到右支队任警通连指导员。在第二行军中，全支队就有50多个同志掉队，我负责在后面收容。我们走到一座大雪山脚下，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正好遇到幸元林和刘振堂同志。我们三人商量：支队已越走越远，我们无法赶上了，先找个地方休息。于是我们将这些掉队的人员带到一个有两户人家的山沟里，在那里遇到了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和黄火青、曾日三、张琴秋等同志，他们指示我将这些掉队人员组成游击队，由我任队长，幸元林任政委，刘振堂任党支部书记，在山中打游击。游击队成立十多后，又编入了毕占云支队，我被调到支队部任参谋。
这个支队共1000多人，编为四个队，没有什么重武器，都是一些步枪和短枪，子弹也不多。
1937年3月，支队行军到红湾寺以南的藏民居住区，在一条没有人烟的深山沟里住下来。因为没有粮食，无法继续前进，支队部派我带领一个步兵班，外出向藏民购买粮食和牛羊，限三内完成任务，赶回支队驻地。我们出去走了60多里，既没有买到粮食，也没有见到牛羊，只好空手返回。
一刚亮，当我们走到离支队住地不远的雪山脚下时，突然听到了一些稀稀落落的枪声，我们立刻警惕起来，上到山梁上观察，看到一帮杀气腾腾的敌人骑兵，押着我们的同志往沟外走去，还有一批敌兵在搜山。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我只好带领全班同志爬上海拨4000米多高的雪山顶上。由于一直在下雪，把我们的脚印盖住了，敌人的骑兵无法到雪山顶上去。
在这雪山顶上，又冷又饿，我们艰难地度过了这一。
当时有个战士对我：“我们身上一点干粮也没有了，在这里待下去，不被敌人俘虏，也得饿死、冻死，得想个办法才行。”我鼓励大家：“不用发愁，我们十个人手上有枪，会有办法的，到了黑夜，就是我们的世界了。估计敌人不可能在这荒无人烟的深山沟里多呆，等敌人撤退后，我们就可以找到支队。”
进攻我支队的敌人是马禄的骑兵旅，经过两搜山，不能在这没有人烟、冰雪地的山沟里多停留，所以在第四的下午他们便退走了。我们十个人黑后沿着山坡慢慢地前行，当我们走到沟里时，远远望见靠山的那边有一束火光在闪耀，我便带了一个战士向火光走去侦察，摸到距火光不远的地方侧耳细听，根据他们话的声音，判明是自己人。走到他们身边一看，认出是苏维埃主席熊国炳、支队参谋长李崇和一个战士，共三个人。我们见面后，一面听他们介绍战斗失败的情况，一面派人把全班的人都叫来。不多时，刘俊秀同志也来了。
大家一面围着火堆吃他们拾来的一些牛羊骨头和肠肚充饥，一面研究行动计划。我们想起在西安事变后不久，党中央曾电令西路军返回黄河以东，到兰州向东北军的于学忠部队靠拢，但西路军没有执行，后来西路军的困难增大时，中央军委又组织部队准备西渡黄河援助西路军，这明中央红军在陕北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因此，我们决心克服任何困难，离开祁连山，回到黄河以东去找党中央和红军。当时熊国炳同志因在敌人追击时，光着脚板跑，两脚在雪山上冻坏了，不能行走，就决定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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