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些钱都是国家发给我娘的生活赡养费，那是我爹用自己一条鲜活生命换来的。当然，我的想法也很简单，既然我爹用生命给我换来了一份工作，我咋敢拿他的命再去换一辆自行车？
……
我上班工作的地方离家很远，已经到了市郊。
经过几回计算，从我家到工厂的单向路程，需要花费一个半多小时，中途还要换乘一回公交车，往返加在一起就是小半天。至于工作单位，还是我爹生前所在的建筑公司。只不过我不用去砌砖垒墙，公司劳资处接到领导指示，分配我到下属的一家混凝土建筑构件厂。
第一天到厂劳资科报到，我遇见了专门管生产的李厂长。
这位李厂长我认识，曾经和我爹一块干过几年的瓦工，还来过我家喝几回大酒。他很热情，走到我身边，拍拍我肩头说：“这不是老李头儿的幺儿嘛，是不是来报到的？”
我点点头，傻笑了两声。
他说：“你想干啥活儿？和我说说。”
我说：“你说话算数吗？”
他说：“我大小是个厂长，说话当然算数。”
可是，还没等我想说干啥好呢，他突然笑出了声。
我翻了他一眼：“我有那么好笑吗？”
他又笑了一声：“小嗑儿还挺硬，真是不同凡响啊！”
“……。”我嘎巴嘎巴嘴，没说出一个字来，感觉脸有点热。
只听他说：“你小兔羔子胆大，啥人都敢打倒，你敢不敢打倒我？”
“嘿嘿……。”我顿时听明白了，脸上是火烧火燎。
不过，李厂长说话还是算数的，他再次让我得到我爹的阴蒙，使我没去干体力繁重的混凝土工，而是分到生产楼墙板的大板线车间，幸运进了机修班，做一个电焊工的学徒。
在十几个人的机修班里，我认识了我一生中唯一的一个师傅。但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师傅教会我干的第一件活儿，却不是打火、切割、焊接的要领，而是如何张开大嘴喝酒。
那时候，我每月的工资仅够吃饭，人民币刚好十九元整。
……
我上班才半年，一向伟大的祖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死了。
这一年，是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六年九月九日，我也刚满二十一岁。
千变万变不离其宗，自然规律亘古不变。我曾经“打倒”过一回的**，在那山呼海啸般“万岁”的呐喊声中，最终也没有能够免除一死，他老人家只得乖乖去了那边。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来说，属于**时代的上半夜，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算是一个结束。
死去的人没有了生活的时间。
活着的人却感到生活的无可奈何。
每天太阳照常升起，我的生活依旧如此简单，眼睛一睁，拉屎、吃饭、上班、喝酒。到了晚上，一躺进被窝，再温习一遍那门必修的“功课”，然后眼睛一闭，昏昏睡大觉。如此这般往复循环，一晃儿七、八年又过去了，我们一向自命不凡的伟大祖国，开始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大步，少年轻狂的我也终于成了一个老小伙子，早已经过了娶妻生子的年龄。
直熬到后来的一天，我才好不容易娶了一个媳妇。
她的名字我很喜欢，大名叫“杨桃”，小名叫“桃子”。
据她和我说，在她家房后， 有一棵桃树，种了好多年。她妈妈生她的那年秋天，正赶上结果的大年，枝头上挂满了鲜灵灵的水蜜桃。她妈妈告诉她说，浑身无力的自己，遥望一眼窗外沉甸甸的果实，再看一眼襁褓中的她，对她爹说，我看这丫头就叫“桃子”吧。
我倒没称呼她几天的“桃子”，便改口叫她为“高粱红”。
嘿嘿，高粱红是我给她起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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