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老教友们都因有我这么一个教徒的加入感到无上光荣。我一辈子也没这么惊喜过，也没感到如此欣慰。我感觉在世界上，总是离群索居的话，那命是很苦的，特别是身处逆境之中。在一再受到通缉和迫害时，能够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至少是生活在自己的教友们中间”，我觉得这真是美不胜言。于是，我满心激动，流着温情的泪水去领圣体了，这也许是人们在景仰上帝时的最佳精神状态了。
不久之后，勋爵派人给我送来了一封布弗莱夫人的信，至少据我推测，此信是经由达朗贝尔转来的，因为他认识勋爵元帅。这是这位夫人自我离开蒙莫朗西之后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在信里，她严厉斥责我不该给蒙莫兰先生写那封信，特别是不该去领圣体。我不明白她是在冲谁发这么大的火，尤其是自我去日内瓦旅行之后，我一直是公开声称自己是新教徒，而且我还在众目睽睽之下去过荷兰教堂（）①，可谁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觉得这挺有趣的，布弗莱伯爵夫人竟然想在宗教信仰上对我加以指导。然而，尽管我弄不懂她是什么意思，但我并不怀疑她完全是出于好心好意，所以我对她的这种莫名其妙的训斥委实不觉得生气，并心平气和地回了她一封信，说明自己的理由。
这时候，辱骂的印刷品越来越多，其厚道的作者们责怪权势者对我过于手软。主谋者们在幕后指挥着的这一片鸡鸣狗吠，真是有点凄厉可怕。而我则任人去说，毫不激动。有人肯定地对我说，索尔朋神学院有一纸谴责书，可我根本就不相信。索尔朋神学院根据什么要掺和这事呢？它想硬说我不是天主教徒吗？可这是众所周知的呀。它想证明我不是一个好加尔文教徒吗？可这与它有何相干？操这份心真是太蹊跷了，这是越俎代庖，要顶替我们的牧师。在见到这一纸谴责书之前，我以为是他人假借索尔朋神学院之名，使之流传开去，以取笑该神学院。读了它之后，我便完全相信确系如此了。最后，当我对它的真实性再无法怀疑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必须把索尔朋神学院的人送进精神病院去。
另有一个材料更令我痛心，因为那是出自我一向敬重的一个人之手，我敬佩他的坚定，但可怜他的盲目。我说的是巴黎大主教反对我的那份训谕。我觉得我不得不予以答复。我可以做到不**份，这同我答复波兰国王的情形几乎一样。我从不喜欢伏尔泰那样的粗暴争吵。我只会颇有尊严地与人相辩，而且我希望攻击我的人不辱我的回击，方肯予以自卫。我毫不怀疑，这份训谕是耶稣会士的手笔，而且，尽管他们当时已自身难保，可我始终可以从中看出他们践踏落难之人的那一套旧的准则。于是乎，我也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老准则行事，既尊重名义上的作者，又猛击该文本身：我相信我以前就是这么干的，还挺奏效。
我觉得在莫蒂埃的日子很舒服，而且，为了决心在此终我一生，我所缺少的只是可靠的生活来源。此处生活费用挺高的，而我因旧家拆散，安了新家，所有家具什物全都变卖或丢失了，加之离开蒙莫朗西以来我所必需的一应花销，所以我从前的所有计划眼看着全被推翻了。我眼见我所有的那一点点钱财在逐日减少。过不了两三年，剩下的那点也将耗费殆尽，而我又看不见有什么生财之道，除非重新开始写书，而这又是我已经抛却的不祥的职业。
我坚信，不久，一切将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转变，从疯狂中彻悟的公众将会使权势者们为自己的疯狂而汗颜，所以我便竭力把那点点钱省吃俭用，以维持到时来运转之时，那我就有更多的可能从送上门来的生活手段中去加以选择了。为此，我又拿起我的《音乐辞典》来。这部辞典我已搞了十年，已差不多了，只欠最后润色，誊清即可。我的书籍不久前送来了，为我完成该作提供了资料。同时寄来的我的文稿使我可以开始写我的回忆录，我今后将一心一意地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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