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正东诞子，因名之为“战”。
蓝衡的女儿嫁给了凌伯驺，因此蓝正东成了凌伯驺的小舅子。1929年，蓝正东毕业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科，毕业后，蓝衡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再为日本人效力，于是他写信给同盟会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张继，经张继介绍，蓝正东来到了当时正在大肆经济建设，求才若渴的西北，面见了西北军政长官刘琨上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经过一番谈话，对他十分欣赏的刘琨上将建议他选择了另一条路去报效国家：从事对日情报工作。经过仔细考虑，他同意了。于是，在接受了情报专业培训后，他被秘密派遣到了上海，先是进入了凌熊徵在上海的地产企业做管理工作。日本的台湾总督府对台北凌家采取了扶持的政策，凌家的企业是得到日资企业同等待遇的，被视为他们自己人。
西北边防军司令部的军情四处对情报人员的安插和培养是有全盘计划和步骤的，蓝正东在上海的前几年那是相当的悠闲，他甚至有了自己投资的产业：公园坊。当时凌伯驺和刘灿波这两个台湾老乡找他，表示要让他的公司帮助他们建一块物业，蓝正东把这事儿汇报给了军情四处上海站，没想到，军情四处表示，他们会给蓝正东一笔钱，作为蓝的投资，入股参与这片物业。
原因是军情四处预计上海迟早成为中日的战场，而虹口作为日军的老巢，是军情四处朝思暮想要安插情报基地的地方，于是公园坊的建造，就成了天赐良机，蓝正东作为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又拥有虹口的房产，这个情报点真是太合适了。西北军情四处还在建筑包工队里动了手脚，当时上海有几支着名的建筑队伍是有西北背景的，他们在修筑公园坊时，建造了地下暗道和复壁密室、伪装成晾衣服杆的电台天线等构造，方便了以后的情报活动。从此，公园坊成了安插在日本陆战队身边的一颗*。
修建公园坊时，蓝正东特地留了一幢房子，给年老的父母连横、沈筱云和刚从淡水女子高等学校毕业的三妹秋汉来居住，也顺便掩护他自己的工作。1934年蓝正东结婚后，也住在这里。可惜父亲因病去世了，七七事变后，上海形势紧张，蓝正东将老母、妻子、儿子都送上了日本遣返侨民的轮船，现在这栋小楼里只有他和一位老佣人。这是一栋三层楼房。一走进蓝正东的住所，见到楼梯过道和佣人起居室，左侧前为客厅，中置卧房，后面是餐厅，天井一侧是卫生间及厨房。二层楼右前方朝南有一间十余平方米的小书房，有晒台可晒衣、纳凉。三楼与二楼的布局及使用功能基本相同。
当时，蓝正东住在左边楼上的房间，围墙外边不远，就是铁道。附近另一栋类似的二层楼房，是他妹妹家，那旁边有一排房子，住着八户人家。那排房子再过去有一块草坪，有沙坑、跷跷板等设备，供小孩玩耍。草坪再过去，是“公园坊”，三排摩登的三层楼房子，共三十三户，那是父亲和朋友合资盖的。父亲当时在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工作，并投资建造房地产。公园坊的住户都是三菱株式会社的高级职员和家属，从日本到上海工作，就集中住在这里。
蓝正东正是在日资企业日本护照这些掩护下，成功地在虹口组建了情报网络，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在上海的日本军政企业界逐渐成了着名的百事通人物，在军情四处提供的资金和情报帮助下，在上海与日本陆海军和外务省竞争的日本台湾总督府的情报机构逐步注意到了这个凌氏企业在上海的管家能人，慢慢地，吸收他成为了一个双料间谍。
有了日本台湾总督府的情报人员这个身份掩护，蓝正东的情报工作更是如鱼得水，军情四处也加大了对他的支持力度，他的夫人和这位老佣人，都是他最得力的情报助手。隐藏在家里的无线电台，是与军情四处沟通情报的最有力工具。为了安全，蓝正东家里的无线电台是轻易不启动的，情报一般是由老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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