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5年第一次东征，杜聿明在淡水先登破城后，就因病返回广州了，什么病？就是不习惯广州潮湿闷热的天气，身上长满了疮，一起回去治病的不是他一个，杜聿昌、杜聿鑫、徐象谦这帮北方学生都倒了大霉。这种浑身刺痒真不是人能忍受的，所以刘琨代表军校，带领他们北上祭祀孙文，随后去国民二军开展北方革命的命令一下，这些黄埔一期的北方学生们无不欢呼雀跃，终于可以不受这罪了。历史学家们不知道，正是北方人体质对广州的不习惯，导致了黄埔军校西北服务团的顺利成立，黄埔军校北方学生们无不踊跃参加，他们的第一个想法是，先去个干燥点儿的地方把这身疮治好了再说。
夜间的中山大道，只有军车和巡逻队的身影在晃动。东面不时传来枪炮声，没有路灯的路面被天上的明月和东面的火光映得清晰可见。杜聿明想起了八十八师参谋长张柏亭在汇报情况时候给他摆的龙门阵：作战初期，上海五方杂处，居民良莠不齐，不免有极少数的地痞流氓，受日本人收买利用，混杂在都市的各个角落，做通风报信的工作。战事突发时，闸北地区仍是热闹的市街，这些小汉奸混杂活动，捣乱治安，刺探军情，我们送公事的传令兵，常遭暗算失踪，或被抢走公文，真是防不胜防。我们选定中山大道三十一号桥附近的观音堂，作为司令部位置，一时成为记者群众热心地方人士探访慰劳的目标。机警的孙元良将军立即有所预感，当十四日黄昏和钟松旅长见面后，迅即离开侦察新位置，决定第二天移往苏州河边的福新面粉厂。正好在我们离开期内，敌舰炮对准观音堂射击，中殿佛像打得粉碎，我的床铺炸得无影无踪，残壁上插了好几枚不发弹，不禁捏一把汗。
张柏亭自己就是上海浦东人，他对上海的情况十分了解。他早年曾在江湾路法科大学读书，住在横浜桥附近余庆坊的亭子间里，每天挟了书包往返好几次，对于闸北战区的宝山路、八字桥、江湾路一带，特别对北四川路底，天通庵附近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四周真可说是熟门熟路。他以上海人典型的偏见对杜聿明说，上海汉奸大多为外地人尤其是苏北人。不过自从西野接防以来，对防区内的管理突然加强了，实行了严格的宵禁，在一些路口架起了机枪，平民要么转移到后方，要么被组织起来，提供运输、医疗等服务，本地的青年们还组成了肃奸队，分片包干，维持秩序。原来乔装打扮，四处闲逛的汉奸敌特被抓了一百多，淞沪前指找了杨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组织了个军事法庭，审完了都毙了，告示贴满了路口。所以现在我军的交通和通讯都很安全了。
想着想着，摩托车已经停下来了，有哨兵在询问口令，几束手电筒光柱突然射过来，验证了车辆和身份后，放行了，他们来到了机步300旅的指挥所。原来这里是水电厂。水电厂在闸北水电路，距离敌海军司令部只有二公里左右，在十三日的战斗中，已被机枪弹与*破坏得千疮百孔。白天从屋顶展望，江湾路一带尽在眼底，可以清楚地看见敌军公园周边、持志大学、六三公园一带活动。杜聿明看到自己堂兄选择这里做指挥所心里还是蛮佩服他的勇气的，这种高耸的建筑往往是对方炮击和轰炸的重点目标。不过好在这栋建筑物是钢筋水泥结构的，指挥部也是设在了工兵作好加强的掩蔽部内。
在掩蔽部内昏暗的煤油灯光里，杜聿明终于见到了堂兄杜聿鑫。杜聿鑫相比杜聿昌，与杜聿明关系更近，他们都来自米脂吕家硷，杜聿昌则是杜家坪的。从小杜聿明就喜欢跟在杜聿鑫屁股后面，杜聿明是个有些内向的人，从小就少言寡语，而堂兄杜聿鑫却很阳光外向，杜聿明总是觉得堂兄很能言善辩，也容易讨大人和别的孩子们的喜欢，出于羡慕，他总是默默地跟随着堂兄，这样大人们爱屋及乌，也会多给杜聿明一些笑脸。堂兄也确实很照顾他，只要有好处，一定会分他一半，这不是，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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