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我结束一个冬季的“劳动改造”，重新回到学校。
小张老师没有食言，热情欢迎我到她的班里学习上课。
开学第一天，她还特意带着我，到校领导办公室报到。我没看见工宣队长，只有冷面老太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正忙着写什么东西。见我们进来，她撩起眼皮，看了看我，依旧绷着张冷脸，劝慰和鼓励我几句，然后把小张老师叫到自己跟前，低声嘚咕了一大通。
原以春风花更美，
哪知峭寒败残草。
我们班仍叫“六连二班”，转了一圈的我等于回到原点。
春春年年过，
花开花不同。
此“六连二班”非彼“六连二班”。我被抓进“局子”里，前六连二班的其他同学们并没有一个人进去，他们依旧上学放学，顺顺利利于秋天毕了业，现在都开始上中学。
凡事都有例外，胡卫东就属于一个例外。
这个曾经声名显赫一时的“小革命家”，终究没有逃脱被别人“革命”的命运，跟随他那个被“革命人民群众”打倒的老爹，一块下放到更贫困、更艰苦的农村里去度日。
人是可怜的，谁也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报纸上一篇“颠倒黑白”的光辉事迹报道，尽管给胡卫东博取了一时哗众取宠的眼珠，最终也无法赦免他被“株连九族”的厄运。
后来我明白了，这就是唯物辩证法法则——有失便有得。
胡卫东失去了继续在城市里生活的机会，但转瞬之间，他得到了一个天作盖、地做床的广阔天地。同样，我失去的只是一个学期的时间，却鬼使神差地和红心分在一个班。
我十分欣慰，我万分愉悦。
我以为，我失去的“爱情”又回来了。
这我得说一说，这是我最喜欢嘚咕的故事。
……
初春早晨，
乍暖还寒。
那就是我发起“恋爱”的总攻时间。
那一段时间，我得了魔怔，几乎每天早上，都会掐准这个钟点，悄悄站在咱家小院，直勾勾盯着二大妈家门口，不出一分钟，伴着嘎吱一声门响，红心就会走出了屋。
这时候，我马上偏过脸，用余光偷偷瞄着她。
我在等待时机，等着小臊丫头儿一出大门洞，如一支离弦的箭的我，腾地窜出去，沿着胡同一路猛跑，追到距离她几米远地方，便自动放慢脚步，悄悄跟她后面走。东边一轮红彤彤日头，发射出暖乎乎光芒，照在她左右晃动的身上，晃得我的心跟着一颤一颤。
我边走还边想，自己能和红心分在一个班里挺侥幸。
本来红心大我半岁多，按常理说，她至少和从前的我念同一个年级。不知啥原因，也许她比我还傻，或许我比她要尖儿一点，反正阴错阳差，她被迫和留级的我就读一届。
这一年，接近十五岁的红心，已经长成一个大姑娘，头顶上两把“小扫帚”早没了，梳着一条“李铁梅”式大辫子，还像模像样系上一根红头绳。嘿嘿！后来我揣测，正因为这一根扎眼的红头绳，才让我浮想联翩，联想起“北风吹”中一头白发飘飘的“喜儿”。
诗经曰：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红心算不上窈窕的淑女，倒也是一个可以好逑的姑娘。
只是这个虚无缥缈的“好逑”女人，冲昏了我那时的傻脑子。
傻子也有观点。在傻呵呵、死心眼的我看来，不管梳大辫子的李铁梅也好，还是扎红头绳的喜儿也罢，她们全是怀春和即将怀春的小女子，都等待着爱情阳光雨露的沐浴。
我肯定不是那一轮光芒万丈的太阳。
我更不是夜空中那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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