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受到地方士绅出于自身私利而形成的舆论压力，把本来可以成为朝廷一大税赋来源的荆襄流民生生逼到自己的对立面。后来镇压荆襄流民数次起义，耗费白银千万两计，最后实际上还是承认了流民在当地开垦的权利，被设置了流官管理。荆襄一旦稳定后发展很快，人口和经济都飞逝增长，甚至成为了华中一带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是明代中期以后流行的，其中荆襄流民的贡献也功不可没。
而这一次朝廷委派原杰去治理荆襄流民的附籍，就是明白了荆襄流民靠封锁、驱逐，杀戮是行不通的，朝廷才不得不接受，让原杰抚治荆襄流民，看看，把以往的镇压，变成了抚治，这就是一个转变，往年来，大明对付这些流民采用了边关的防守办发，以严刑峻法和筑堡戍守的办法来防止流民的重起流入，但社会矛盾没有解决，饥寒交迫的农民入山就食，势不可止。朱见深也是很无奈，升任为左副都御史的原杰前往规划抚治。
章子俊知道，在往后的几年中，原杰又以襄阳府所属郧县居竹山、房县、商县、洛南、上津中，修筑道路，且距襄阳甚远，山林深阻，将吏鲜至，遇事发难以驭制，便拓宽其城，设置郧阳府，以上述各县附辖。还置湖广行都司，增兵设戍。另于西安府增山阳县，南阳府增南召县、桐柏县，汝州增伊阳县。原杰另荐举御史吴道宏抚治郧阳、襄阳、荆州、南阳、西安、汉中六府。经过原杰规划抚治，荆襄流民问题暂时得到解决。
这可是一个基础设施大爆发时期，这些地方往后筑路造房就是一个无底洞，现在原杰自动有求自己，那就是个机会，章子俊故意深思良久，最后一声叹息道：“原大人是本府敬重之人，现在原大人碰到了难处，不顾自身安危，为历年来荆襄流民之害，前往规划抚治，下官要是不问不闻，对不起朝廷，对不起良心啊，没说的就跟原大人说，凡是能用的着章某人的，比如说修房、筑路，建城，本府积极配合大力支持，本府这里距离荆襄千里之遥，只要原大人把这些流民运过来，有多少芦州府全部接收附籍。”
这一次朝廷对荆襄流民的安置，由剿转抚是因为周洪谟著《流民说》引起，朱见深诏命左副都御史原杰前往荆襄等处抚治流民。是因为右都御史李宾乃将国子监祭酒周洪谟所著《流民说》呈给皇上。其说曰：东晋时，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设置松滋县荆江之南，陕西雍州民流聚至襄阳，乃设置南雍州于襄水之侧。其后松滋隶于荆州，南雍并于襄阳，迄今千载，百姓相安。今荆襄山谷旷远，民遭水旱而不能得到赈恤，则转徒于荆襄之势必不能禁。不如因而抚定，在其地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则流民皆可为齐民。驱逐之法诚不可取。最后准奏，才有了这一次的变动。
不是说周洪谟著《流民说》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是这些年来，荆襄流民一波又一波成了打不死的小强，朝廷糜费了大量银钱，最后借由周洪谟的《流民说》顺势下台阶而已。
目前，在庐州就有几年前从荆襄之地来的流民已达万计，关于朝廷这一次下达的告文就张贴在南熏门处，上曰：“凡流民，皇上令勘籍，编甲互保，属在所里长管辖之。设抚民佐贰官。归本者，劳徕安辑，给牛、种、口粮。又从河南、山西巡抚於谦言，免流民复业者税。成化初至今，荆、襄寇乱，流民百万。项忠、杨璇为湖广巡抚，下令逐之，弗率者戍边，死者无算。今由祭酒周洪谟著《流民说》，引东晋时侨置郡县之法，使近者附籍，远者设州县以抚之。都御史李宾上其说。朝廷命原杰出抚，招流民十二万户，给闲田，置郧阳府，立上津等县统治之。河南巡抚张瑄亦请辑西北流民。帝从其请。
庐州知府令，凡在府地之流民，遵照帝从其请，想要归回故里的，开其路引，定居在此的有安居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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