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气氛使勃烈日涅夫兴奋得忘乎所以了。一些身旁的人和那些他提拔起来的官僚开始吹捧他是当今的“伊里奇”〔列宁和勃列日涅夫的父名都是伊里奇，“两个伊里奇”就是指勃列日涅夫是当代的列宁”。〕，他执政的岁月是“从伊里奇到伊里奇”的时代。于是，勃烈日涅夫再也没有那么多的、那么大的干劲了，他沉湎于美丽的幻想之中，想把数代领导人干而未竟的事业在他的手中全部完成。
然而，也正是这种表面上的繁荣，使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改革对苏联长期以来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式的经济管理体制没有根本的触动，没有处理苏联经济如何持续增长这一实质性问题。
到七十年代后半期，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慢了下来，苏联的经济体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弊端暴露得日益充分。究其原因：其一，理论上对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机制调理经济的作用缺乏认识，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还组织了对东欧国家“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批判，从而阻遏了对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探索。其二，实践上由于“新经济体制”的实行，面对所出现的全面追求利润、忽视产质量量、盲目滥发奖金，不顾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等等问题，没能找出有效的处理办法，害怕改革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动摇其权力基础，因而改革逐步收缩，出台的改革措施被取消，致使经济体制改革半途而废。
于是，在苏联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国民经济增长率能够长期保持两位数，经济规模也能保持世界第二，但其主要的消费品却长期短缺；苏联拥有当时世界最多的耕地，但粮食却连年歉收，不得不花大笔外汇进口粮食；苏联的宇宙飞船能够到达月球和火星，汽车却毛病频出且耗油惊人；许多苏联百姓家里的家用电器陈旧不堪，电视机爆炸事件经常发生，很多人经常开玩笑说，苏联生产的电视机应当送给敌人。
终究，在那凝滞着老人血液的体制已经不再具有生命活力的时候，这个体制的死亡便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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